近日，拜读了《潍坊日报》刊登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赵文禄教授的《人品即官品》一文。文章充分展现了一位党建理论工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愫，其议论是有感而发，可谓入木三分。当下，不管是为人还是做官，人们都应当认真地学习体会这篇文章的内容和精神，躬行自省。
前几年，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：“要做官，学曾国藩。”那么，应该学曾国藩什么呢？我认为，曾氏的为官之品行懿范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。如所周知，官员是适应实现国家统治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。因此，其能否廉洁奉公、恪尽职守就直接关系着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，关系着各项法度政令能否切实执行，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治乱。综观古今，历朝历代提拔、任免各级官员的办法和程序，不能说不详尽，不能说不全面；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条款，可谓应有尽有，而且愈往后愈细密。但尽管如此，还是不能保证官僚队伍的廉洁高效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。以至于以重典治吏而闻名的明太祖朱元璋发出这样的慨叹：“吾欲除贪赃官吏，奈何朝杀而暮犯？”（明·刘辰《国初事迹》）由此看来，单纯地依靠外在的法律法规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是远远不够的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还必须把法律约束与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在提高官员的道德修养上下功夫，变他律为自律。如果缺乏做人的基本品德，就没有当官的资格。古人讲“德不厚者不可使民”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这也正是赵文禄教授《人品即官品》一文立意的前提。
人品和官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，人品是官品的基础，官品是人品的延伸。作家萧军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：好人不见得是好官，但好官却必须首先是好人；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，从政肯定要跌跤子。这句话揭示了做人、做事、做官的真谛与准则。做人要有人格，做事要讲究根据，做官也应有官德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品。当然，做官、做事都与做人有关。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格，人格是基础，做官、做事都是做人的体现。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人都做不好，那么他所做的事、做的官就可想而知了。不是吗？王宝森、成克杰、胡长清之流之所以贪污受贿，陈良宇之所以下马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从人品扭曲开始，进而官德失范，使手中权力变质腐败，逐步滑向违法犯罪的泥潭。
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把“做官先做人”看作是为官从政的美德。官品是一个做官者的人品，说白了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作风。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道德品质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，有什么样的作风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和作派。官品与人的德行是分不开的。“以德治国”的理念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。德是为政之本，也是做人之本。意大利诗人但丁说得好：“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，而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。”
德高才能望重。说到官品，不能不说官德。为“官”有德，是党的宗旨得以实现的前提。新时代的官德是什么？具体说来应该包括廉洁自律、勤政务实、忠心爱国、视民如伤、举贤任能、赏罚分明、直言敢谏、从谏如流、率先垂范等方面。如何把上述为官从政的美德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性，从而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呢？古圣先贤们在道德实践中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根本途径——“修身”。关于“修身”这一命题，儒家经典《礼记?大学》开宗明义指出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在21世纪的今天，人们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皆有重温儒家“修身”理论的必要，而赵文禄教授的《人品即官品》一文，可以说是“修身立德”理论的最好注脚。
（转自12月23日潍坊日报“理论专刊”。作者系潍坊学院历史学教授，院图书馆副馆长、潍坊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） |
